综合这些内容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经历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党、国、法的关系上形成了至少三个特点。

第二，《立法法》将税收立法权归于全国人大，封闭了地方人大税收立法的空间。税收法定附带的财政民主价值的实现，根本上不是认知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它需要政治动力才能落实。

假如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过程，那么，人事将不会掌握于单一决策源，这样就能削弱其按自己的意志自行分配税权、财力、事权的能力和机会。问题很明显，但解决很困难。[10]参见施海洋：《探索中国的非对称分税制模式》，《国际税收》2001年第6期。[4] 这种做法在《立法法》颁行之前不加掩饰，之后仍然我行我素。违规安排资金：执行中任意调整预算项目用途。

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权与财力平衡分配的对称模式，与财权与财力不平衡分配的非对称模式[10]，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各国自可依照其国情确定。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自我施加的伤害（缴税），不能算是不正义。一、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 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已走过近28个春秋。

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面对、不断研究、合力化解。如依法审结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卢红等204人诉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同意案、辽宁依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拖延履行职责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修文县环境保护局公开环境信息案等重大案件,为规范市场监管格局、加强环境保护、规范行政许可和审批、促使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进透明政府建设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文章来源：全文原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载于《法制日报》2017年12月27日第9版，2018年1月3日第9版，2018年1月17日第9版。另一方面，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确立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人民法院要积极支持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认真审查相关改革事项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认真把握依法审查是否影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效率。

另一方面，对于个别当事人不理解、故意曲解立案登记制的法律含义，不当行使诉权甚至滥用诉权的情形，依法予以引导和规制。目前，各巡回法庭受理行政案件的数量均超过受理总量的一半。

根据落实普法责任制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紧密结合七五普法规划，协调全院各职能部门，汇总编纂了最高人民法院机关普法责任清单，研究确立了年度普法工作规划，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提供基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普法教育的决策。一方面，人民法院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的要求，继续巩固立案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的改革成果。(二)既注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注重实质化解争议。

目前已建成世界上存储量最大的裁判文书网，近3900万份裁判文书实现了在线即时查询。近两年，通过实体判决(如判决确认违法、撤销、变更等)行政机关败诉的比率较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有所上升，2013年为8.6%，2014年为12.7%，2015年为14.68%，2016年为14.62%。另外,在行政非诉案件中，人民法院作出不准予执行裁定的比例从2013年的14.4%上升到2016年的18.2%。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防止任何不当干预，是党中央深化司法改革的明确要求。

此类案件又称为行政不作为案，近几年总体呈上升趋势。三、积极延伸行政审判职能认真履行普法责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党的十九大报告为进一步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强调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另一方面，继续重视行政案件调解和解工作，坚持实质性化解争议，提倡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创新性,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积极拓宽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力求案结事了人和。巡回法庭的设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被老百姓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不断创新庭审方式、扩大法治宣传。(一)制定实施意见,编纂责任清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院职能任务和工作特点，起草了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意见，提出具体任务措施，将普法责任纳入司法工作流程，融入司法行为规范。行政审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重要力量，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和各类平面、网络媒体向当事人推送相关典型案例及资料、法律规范。人民法院要继续通过定期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多种形式，积极延伸行政审判功能,促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意识、规范执法水平和治理社会能力。

如2016年涉及行政处罚比率为8.8%、行政许可比率为1.2%、行政裁决比率为5.2%、行政强制比率为7.7%。强调庭审必须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加大程序性与实体性说理，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并开通互联网庭审直播。

比2014年全北京市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总数增长近7倍，占2015年北京全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不包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总数的54.27%。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行政案件数量快速增长。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组织召开听取中央国家机关法制部门意见建议座谈会，同年10月又与国务院法制办共同举办加强行政审判工作，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座谈会，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将本着监督者更要主动接受监督，而且要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督的理念，认真听取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落实普法责任制部际联席会议的精神，继续抓好行政审判工作和普法责任制的落实，为全面落实十九大精神，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新贡献。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不久，许多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信息化时代又带来许多新类型案件[18]邓正耳：《要遏制网络隐身送礼》，《经济日报》2015年9月7日，第13版。又如，《中共广东省纪委、广东省监察厅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4款规定：杜绝大操大办。

交通银行宋峰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2]、甘肃原常务副省长虞海燕培植私人势力，腐蚀纪检干部[3]、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4]，这些案例事例的发生皆与领导干部人情泛滥存在直接渊源关系。（三）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挂靠他人监督规范即指就挂靠他人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又如，《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要求的规定》第16条仅规定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但未禁止不影响公务的人情礼，也未就影响公务的具体标准予以规定。[13]完备的规范设定方能达致相应行为的规制目标。

例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18条虽要求从业机构保存用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以便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处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网络送礼行为。一方面，限定设宴规格与宴请收礼量化标准。

规制该类隐身敛财方式的既有规范设定对相关行为有所涉及，但尚未形成全面、科学的监察体系。领导干部排挤行为一经认定属实，视情节轻重则需承担记过、降级、撤职等行政处分，对被排挤对象造成严重人身、物质或精神伤害者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私款违规送礼问题则在相关规范设定中未能予以清晰规制，更多地是由相应监察部门在各类案件查处过程中具体解决，所涉行为指引的随机裁量空间较大而系统规范性明显不足。申诉审查结果和二次审诉事宜应及时、一并告知双方。

法律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对某些形式性的立法程序的遵守，而且还要取决于对某些管辖权规则的服从[11]，遵守、服从规范性文件应当建立在清晰明确的规范设定基础上，若所涉人情往来标准规范设定较为模糊、不够周延，必然会影响该类规范的有效实施适用。（二）设定网络送礼监督规范 网络送礼监督规范即指从送礼内容到技术手段，就网络送礼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可参照《中共呼和浩特市纪委关于加强端午节期间正风肃纪的通知》第1条之6类列举式禁止规定，将非正常人情所涉吃喝、旅游、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健身等皆纳入无条件禁止范围，而避免单一财产性利益禁止可能滋生的查处漏洞。例如，《民政部关于严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等事务中大操大办的通知》第1条规定：积极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坚决杜绝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

相关规范设定将领导干部往来人情主要界分为可存在的正常人情和禁止型的非正常人情。从日常监察活动启动、运行、阶段性小结到定向监察活动立案、侦办、结案，皆应凸显标准化、信息化、适度公开化及交互性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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